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笔者认为制度反腐、制度防腐应该属于这个题中之义。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反腐败模式的变迁,不难看到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的演进轨迹,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国正在步入制度反腐时期。基于这种判断,笔者进一步认为,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制度反腐应该就是法治反腐。只有将反腐倡廉工作与建设法治国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等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反腐,才会克服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弊端与不足,才能最大限度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之态势。
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这个问题上,不可制造制度建设的神话,更不能搞制度崇拜。笔者以为,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隔靴搔痒、花里胡哨的制度建设形象工程,那都不是货真价实的反腐制度。同时,在制度反腐的问题上,我们不是走过了头,而是刚刚起步,严格说来还没有真正走上正轨,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反腐或法治反腐的道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以近期媒体聚焦的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网上不雅视频这一个案例为标本,以迄今为止媒体已经披露的相关事实信息为论据,对当前制度反腐面临的诸多困惑试做初步分析。 权钱色三位一体式的腐败在雷政富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腐败的典型形式。尤其是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声浪中,有的地方政府在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和惠民工程建设等名义下,不惜投入巨额公共资金,大兴土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铺天盖地,竞相上马。这些看得见的工程硕果在极大推动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腐败的虱子也附着其中,蚕食或鲸吞了大量的民脂民膏,留下了一些豆腐渣工程。多少年前流行的“工程上马、官员下马”民谚就是对此最好的表达。 如果缺乏刚性的制度制约,官商勾结就会在巨额投资的工程链上留下无数个腐败印记。雷政富事件中有两个情节与此有关:一是他“担任垫江县委书记期间,将大量工程建设项目承揽给其弟弟开设的公司”。二是此事件中“建筑商雇佣18岁女孩做雷书记情人”的目的也是想通过搞定雷政富承包工程。据悉,近年来雷政富通过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弄了不少钱,一些商人知道他不缺钱,而是更喜欢美女,便不择手段地投其所好。可以说,权钱色三位一体式的腐败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雷政富事件折射一把手贪腐顽疾 从实际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一把手腐败的情形占相当比重,由此可见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一把手腐败给其权力覆盖范围内的公共事务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一把手腐败祸害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风气,给社会公众的心理伤害和党政机关的公信力等造成的恶劣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建设管好管住一把手,将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关进笼子里,就成为反腐败的重中之重,成为当下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把手贪腐的顽疾也在雷政富事件中得到了充足的表现。从2002年12月至2006年12月,雷政富在担任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的整整四年中,利用一把手职权将大量工程建设项目运作给其弟弟承包。而他调离垫江到北碚区任职后,其弟弟所在的公司“在垫江就不怎么承接工程了。”可见,在雷政富这个一把手的权力支配范围内,他想把工程项目给谁做,乃是易如反掌之事,国家制定的工程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被他抛之脑后,玩弄于股掌之中,形同虚设。 权力监督机制疲软在雷政富事件上显而易见 思想家们关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等推断已为人类社会实践所不断证明。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对一把手的制约和监督在目前情况下又是最难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多年来对权力实施监控这个问题呼吁得多,真正抓得少,成效不显著。雷政富事件中的几个情节值得深思。 其一,“不雅视频”事件只是一根导火线,此事发生后,雷政富其他方面的问题才逐步露出水面。比如,“一名垫江县政府的公务员向记者表示”,当地许多政府工作人员都知道雷政富为其弟插手工程的事情。既然大家一直都知道这事,但是为什么当时及此后就没有人反映、质疑或举报雷政富的所作所为呢?抑或是有人反映或举报了,但为何就没有得到解决或处理呢?雷政富后来官越当越大,这件事本身足以表明对一把手的监督几近摆设。 其二,当年一名建筑商想通过偷拍不雅视频的手段来“公关”甚至要挟雷政富,想通过制造并掌握雷政富玩弄异性的证据来达到承包工程的目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雷政富将建筑商挟艳照威胁自己的事反映给有关部门后,建筑商和不雅视频的女主角均受到一定惩处,但作为“艳照门”男主角的雷政富却安然无恙,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干部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三,据爆料人称,向爆料人提供雷政富不雅视频信息的“线人”,“不是视频中的女主角,也不是视频的偷拍者,而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若此事属实的话,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本应该将这样的信息依程序及时报告或反馈给上级有关部门,而不是知情不报。 网络反腐对制度反腐形成倒逼之势 雷政富事件的发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网络反腐的热议。不少网友认为,雷政富被揭发处理是我国制度反腐和网络反腐相互合作的又一典范,可喜可贺。但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我国制度反腐缺失的结果,网络反腐之盛行折射出我们制度反腐的尴尬。从名烟局长周久耕、“表哥”杨达才、“雷冠希”雷政富等一系列事件中,公众看到的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程式化的问题解决路径:从网民发帖爆料到新闻机构跟进报道,从有关部门闻风而动到公开初步查处结果等。这其中,虽然有关部门对事件的查处最终会给社会公众一个说明或交代,但有时候感觉有关部门对这种“危机”事件的介入就像是迫不得已甚至无可奈何,一般情况下很被动很迟缓(雷政富事件算是个例外),并且过于谨慎。这显然无法满足新时期公众反腐的新要求、新期待。 当前,网络反腐对制度反腐构成倒逼之势,让人们不得不思索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网民都能够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为什么有关部门却总是未能通过正常的工作监督活动或常规性的职权监督机制发现呢?一般说来,反腐败要依靠人民群众,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官方对各种腐败信息的收集、占有及掌控的优势和便利是普通公民无法做到的。尤其是在腐败分子密切联系领导、脱离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视线的情况下,能够有机会发现腐败现象和了解反腐信息的应该是各级有关部门。但目前腐败案件的查处大都得益于公民各种形式的举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我国当前制度反腐的欠缺。如此看来,我们还需要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寻求突破,期待有关部门自己主动“发现”腐败分子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才是制度反腐的福音。 (作者系湖北省行政学院政法系教授) |
